莫志敏，女，深圳市作协会员、广东省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深圳东纵边纵研究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文化报》《湛江科技报》《保险生活》《青年文学家》等刊物。主编和参与编纂《三洲田村史》《洪桥头村志》《杜鹃红了——深圳沙河五村革命历史纪实》《罗湖区组织发展史》《盐田区年鉴》《盐田街道年鉴》《盐田老区革命发展史》《大鹏老区革命发展史》《玉塘街道年鉴》等二十多部书籍，以及《龙华企业家》《南方科技大学季刊》等刊物。

缘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了深圳市大鹏老区革命发展史的编纂和后来的革命遗址普查。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循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穿行于大鹏的青山绿水间，来到了一个背山面海狭深的小港湾。这里是沙鱼涌，深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东江纵队北撤纪念公园就坐落于此。在公园里的纪念牌上，曾生将军所题的“为了坚持国内和平，从此登船北撤山东”16个大字分外醒目。

公园旁边的大海一片湛蓝，蓝得让人眩晕，不知那浩瀚无边而又深邃无垠的蓝中，蕴藏着多少秘密；这会儿的海风平浪静，碎金般的阳光撒落在海面上，熠熠生辉，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乖巧的孩子，也撒落在柔和的沙滩上，温情脉脉使人心生无限遐想；偶尔翻起的小浪花，像一只只小鱼似的，划过脚跟，“哗啦、哗啦”，浅吟低唱，仿佛向世人诉说沙鱼涌数百年的沧海桑田。

沙鱼涌是一处沟通河海的军事要塞，历来兵家必争。客商自明朝起在此云集并聚落成村，使它成了重要的通商港口；英帝国主义强租新界后，使它沦落为走私港湾。为了遏制走私，清政府曾在此设立九龙关沙鱼涌缉私关厂。到20世纪30年代，沙鱼涌达到发展巅峰，成为当时惠州、东莞和宝安三地最具规模的通商口岸、商品集散地和古商道。当年，这里的茶楼、理发店、海关、银行、典当行、赌场、烟馆等一应俱全，商品琳琅满目。

然而，百余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在这里爆发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战斗。那时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人如蝼蚁……若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几次声势浩大的历史事件，沙鱼涌或许也像烟火一样在历史长河中缓缓熄灭。

天色渐晚，我站的礁石和岸滩渐渐有海水涌上来——涨潮了。浪潮越来越近，一道道海浪不断扑上来，又瞬间在岩石上被摔得粉碎，飞沫四溅。那惊涛拍岸的轰隆声，让人不禁一阵阵地颤栗，因为那声音仿佛仍在为那场伤亡惨重的沙鱼涌之战而咆哮、怒吼。

1925年，为破坏省港大罢工，英帝国主义唆使陈炯明残部在大鹏一带进行骚扰破坏活动。陈炯明残部、粤军第二师陆战队总指挥邓文烈与莫雄残部团长罗坤等部队在港英当局指示下，武装袭击驻沙鱼涌王母墟的工人纠察队，挑起事端。铁甲车队闻讯后，派周士第、廖乾五率领4个班共50余人由深圳赶往沙鱼涌救援。当年11月4日，在敌兵十倍于我的情况下，铁甲车队和纠察队战士奋勇杀敌，弹尽援绝后，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军伤亡约200人；我方铁甲车队伤亡20多人，纠察队伤亡10多人，纠察队第十支队长蔡林蒸和铁甲车队排长李振森壮烈牺牲。

此役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鹏领导武装队伍（铁甲车队）的第一场战斗，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极大提高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威望，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推动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沙鱼涌在大革命时期成为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的前哨阵地。

海浪一浪高过一浪，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又像饿虎群狼咆哮而至，向世人诉说着另一幕发生在香港沦陷后的名人大营救。

1942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统一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下，大鹏党组织和人民积极配合东江纵队建立东部秘密交通线，与日军、国民党特务斗勇斗智，越过重重封锁，突破道道铁围，营救并护送茅盾和邹韬奋等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沙鱼涌登陆，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大后方。历时6个月的胜利大营救，因及时抢救保护了一批中华民族优秀人才和文化火种而永载史册。翌年，东江纵队成立，沙鱼涌所在的土洋片区成为东江纵队司令部、华南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又一次在史册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浪花一朵一朵地卷来，每一朵海浪都讲述着一个难忘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穿越到民国那段峥嵘岁月。

数年后，抗日战争结束，为实现国内和平，东江纵队2583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障碍，挥泪送别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从沙鱼涌登上美军三艘登陆舰北撤山东……这些历史事件在东江地区、华南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沙鱼涌作为对外交流的前沿、防御外来侵略的前哨，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幕缓缓落下，新中国在欢天喜地中成立，意气风发地掀开了深圳历史全新的一页。回望过往岁月，深圳这片热土不知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而沙鱼涌犹如一颗璀璨明珠，穿越尘封的历史依旧熠熠生辉，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中永远绕不开的课题，吸引着人们不断去追寻先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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